在罗马家庭这个机构中奴隶和脱籍人的智力也供家主之用

在罗马家庭这个机构中,甚至奴隶和脱籍人的智力也供家主之用,一个家主若晓得如何管理这班人,他的工作能力便仿佛千百倍于常人。这是个尽善尽美的官僚集权制,我们的营业制度诚然热心效法他,但依然瞠乎其后,一如今日的资本主义政治逊于上古的奴隶制度。恺撒晓得利用这种便宜;据我们所见,凡是需要特别信任的位置,只要别的条件许可,他在原则上无不用他的奴隶、脱籍人或其他出身寒微的门客来充任。

由他全部的工作看,我们可见像他那样善于组织的天才,用那种的工具,可以做出什么事业;但若问他如何分别造成这些惊人的成绩,我们却没有充分的答案。官僚制度在这方面也类似一个工厂,即所出成品似乎不是制造它的各个工人的,而是在它上面加盖印记的工厂的。完全明白的只是,在他的工作上,恺撒绝没有一个助手对这事发生个人的影响,甚至也没有一个助手得知整个的计划;恺撒是唯一的建造师,他的工作只用粗使工人,不用伙友。

分别说来,在狭义的政治事务上,恺撒自然尽量避免托人代理。遇有不得已的时候,例如他常常离开罗马,特需在那里设个高等机关,他为这事择定的人,说起来很有意味,不是法定做君主代表的市政官,而是没有官方承认的职权的亲信,常是恺撒的银行家,即加的斯的聪明柔顺的腓尼基商人卢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巴尔布斯。在行政方面,元老院在王政倾覆以后取国库的锁钥为己有,并且借此来把持政权,现在恺撒收回国库的锁钥,把它们只交给那些一心不二、绝对依附他的臣仆。

就财产而言,君主的私产当然仍与国家的财产严格划分,但恺撒把国家整个财政和币制的管理权拿在手里,完全用他和一般罗马贵族经营自己财产的习惯方法来经营它。大致说来,将来各省赋税的征收和币制的管理都委皇帝的奴隶和脱籍人去办,元老阶级的人不得参与——这是个大有关系的步骤,过了相当时间以后,重要的代办阶级和“皇室”都由这个发展出来。另一方面,各省的省长以前就是军事统帅性质,现在既已把财政事务交给皇家的收税官,更是如此。

只有埃及的统帅职移归君主的私人。尼罗河流域情形特殊,在地理上是孤立的,在政治上是集权的,比别的地方更适于在有能力的领袖之下永久脱离中央政府。在最近的变乱中,意大利遭难的屡次做盘踞此地的企图,就是充分的证据。恺撒所以不正式宣布埃及为一省而容忍那较为无害的拉吉德王家,大概正以此故;驻埃及的兵团所以不托付一位属于元老院即属于前政府的人,这个统帅职所以正如收税使一职被目为奴才职,确乎即以此故。然而一般看来,恺撒所特别重视的,还是罗马军不可如东方王者军队那样由奴隶来统率。

常规仍是以曾任执政官的人充重要省份的长官,以曾任副执政官的人充次要省份的长官;702年即前52年的法律规定京官任省长须有五年的间隔,现在却又恢复古时的办法,京官一结束其职务似乎立刻就任省长职。另一方面,素来给合格候补人分配省份的事,有时根据人民或元老院的决议,有时由官吏商妥或用抽签法来办理,现在这事移归君主。因为执政官常常不满一年就被劝卸职,让位于当选的后任,又因为每年选出的副执政官名额由八人增至十六人,其中半数一如财务官的半数由皇帝提名,最后因为皇帝即使不保留推举名义上的执政官之权,至少保留推举名义上的副执政官和财务官之权;所以恺撒稳能得到足数的为他所喜的候补人来充任各省的长官。

他们的召回当然与他们的任命一样,都听君主的意见来定夺;通常的假定是前执政官的省长留在省里不得逾二年,前副执政官的省长留在省里不得逾一年。最后,关于他居住的首都的行政,皇帝显然有一时也想委他所任命的官吏办理。他恢复古代王政时期的市政官职;他屡次在离京期间把首都行政交给一个或几个市政官,这种市政官是他不问人民的意见而自行任命的,他们任期无限,兼掌一切行政官的职权,甚至有权用他们自己的名字但当然不用自己的肖像来造币。

再者,在707年即前47年,又在709年即前45年的最初九个月,既没有副执政官,也没有牙座市政官,又没有财务官;707年即前47年的执政官到了岁尾才选出来,在709年即前45年,恺撒竟做无同僚的执政官。通盘看来,这似乎是企图也在罗马城内,以新君主的平民资历所加的限制为度,完全恢复旧日的王权,这就是说,国王以外的官职只有国王离京时的市政官和为了保障人民自由而任命的保民官和平民市政官仍许存在,至于执政官、监察官、副执政官、牙座市政官和财务官都要废除。

但到了后来,恺撒却不行此道;他既不接受王号本身,也不取消那些与共和的光荣历史交织起来的古名号。执政官、副执政官、市政官、保民官和财务官大致仍有其以前的形式职权,然而他们的地位却完全改变了。共和的基本政治观念就是罗马帝国溶解在罗马城中,因此,势必视首都的城邦官员为帝国官员。在恺撒的君主制度中,这种见解及其后果都化为乌有;自此以后,罗马城的官员仅居帝国许多自治市的首位,尤其是执政官一职成为纯属有名无实的职位,它所以保有某种实际的重要性,只因此职连带着将来享有高等省长职之权。

罗马民社惯于替被征服者造定的命运现在落到它自己身上,它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现在变为在罗马国内一种有限的市自治权。同时,副执政官和财务官的员额增加一倍,已见上文;关于平民市政官亦复如是,新添两个粮食市政官来替办首都的供应事宜。这些官职的任命权仍在民社,并且执政官、保民官和平民市政官的任命权不受限制。如上所述,每年应推举的副执政官、牙座市政官和财务官,皇帝保留其中半数的提名权,选举人不得违犯。一般看来,人民自由的古老而神圣的护符未受侵害;当然,这不能阻止个别的顽强保民官遭到严重干涉,事实上被废黜和开除元老名籍。

皇帝在较普遍较重大的问题上既这样自己做主,他既用他的臣仆管理财政,用他的部将节制军队,共和旧有的国家官职既重变为罗马城的市政官职,专制政体便充分地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在宗教机构上,他虽然颁布了一个关于这部分国政的详细法规,却未做重大改革,只是使君主身兼大祭司,或也兼高等僧院的僧职;与此有一部分相连的,即在三个最高僧院里各创设一个新职位,在第四即餐主院里创设三个新职位。如果罗马的国教组织迄今被用作专政寡头党的后盾,它对新君主也可以有正复相同的功用。

元老院那种守旧的宗教政策现在移归罗马新王;约在此时,严格的守旧派瓦罗发表他的《神物的古迹》,这是罗马国定神学的总簿和典籍,他竟能把这书献给大祭司恺撒。约维斯崇拜仍能发出微光,辉映那新建的宝座;旧国教在其最后阶段成为那当然自始就是空洞而柔弱的恺撒教皇制的工具。在司法事务上,旧日国王的裁判权又建立起来。国王既然原是刑事和民事的裁判官,在前者依法不受人民赦罪机构的拘束,在后者依法不受把争端交陪审法庭判决的拘束,所以恺撒也主张他有权把死刑和私法案件一概弄到他自己的法庭来受唯一而最后的裁判。

他若在首都,便亲自处理;他若不在,便由市政官处理。实际说来,我们见他完全按古代国王的方式,有时坐在首都罗马广场上公开审判那些被控谋逆的罗马公民,有时在他的住宅里开庭推问那些被控谋逆的属国君长;因此,罗马公民与国王的其他臣民相比,他们的唯一特权似乎只是审判手续的公开。当然,虽则恺撒公正审慎地尽其责任,这种复活的国王最高审判权也只能在例外的事件中始有实际应用的机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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