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第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落下帷幕。“墨西哥三杰”之一 ——阿方索·卡隆导演、编剧的影片《罗马》斩获最佳外语片，在此之前，《罗马》就曾获得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罗马》是导演阿方索·卡隆的一封私人家书，他曾公开表达：“这部影片描述了我生命中的那段历史，深深刻下的社会与时光，如留下的伤疤一般，让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发生转变。时间和空间包含着我们个体，既定义了我们，也将我们与同一时空下的他人联系起来。这是一次关于墨西哥社会阶层的探索，其中的等级与种族问题盘根错节；但首先，这是一幅养育我、与我有着亲密关系的女性们的肖像画，它关于了爱的识别，穿越了时间、空间与回忆。”
而卡隆就是电影中四个孩子中的一位。他以孩童视角打量着家中印第安裔女佣Cleo的丧子之痛，承受着父亲的出走与家庭的破裂，而墨西哥社会的震荡与巨变，也交织在两位女性、一个家庭的生命轨迹之中。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的，是关于电影《罗马》的时代背景与影片隐喻的解读。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导演阿方索·卡隆所创作的这部私密且永恒的墨西哥史诗。
影片又名《México 68 》（墨西哥68），即1968年的墨西哥。这一年的10月，墨西哥申办了第1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就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的前几天，墨西哥发生了针对的残酷，被称为“特拉特洛尔科事件”。据事件后续调查显示，事件是由为奥运安保筹建的团体奥林匹克营（the Olympia Battalion）挑起，他们在接到命令后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火，结果造成三百多人死亡，酿成了“特拉特洛尔科”惨案。
“特拉特洛尔科事件”是《罗马》所讲述故事的重要时代背景。时代的动荡间接导致了女主角Cleo的不幸，在暴力机器运动者时，她因受到惊吓而产下死胎，也暗喻着革命的流产。
Cleo男友费尔明，正是“奥林匹克营”士兵中的一员，电影中出现了他手拿棍棒群众、枪杀学生的场景。
“特拉特洛尔科”惨案发端于1968年7月，当时警察驱散了由亲古巴的学生发动的一系列，警察甚至破坏大学自治的规定，冲进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逮捕学生。警察与学生的冲突，致使学生几人死亡，多人受伤。
7月30日，悲愤已极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为纪念死者，在教堂的塔上升半旗致哀。校长谢拉亲自发表演说，怒斥当局“不尊重、不热爱、不重视大学自治”，号召全校师生“坚持团结，保卫思想自由、集会自由、”。
同一天，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和国立工学院发起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惩处警察头子、政府承担残暴行为的责任、为在骚乱中受伤和死亡的学生家庭提供赔偿、释放被捕者、取消“分解社会”的反颠覆法、解散防暴警察部队。但学生们合法的抗议和请愿却再次察的，日益高涨。
8月1日，谢拉以非凡的胆略亲自领导了一次 8万人参加的公众。 8月13日的一次约有15万人参加。 8月27日，在规模空前的活动中，约30万抗议者参加了由查普尔特佩克公园沿改革大道到索卡洛广场的。全国罢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对话建议，但政府置之不理。这加剧了社会各界对政府的不满，革命制度党内部发生了分化，抗议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事态于10月2日达到白热化，由大学生发起的、在特拉特洛尔科“三文化广场”举行的抗议政府暴行的万人集会中，大学生手举标语，高呼口号，要求政府放宽对民主制度的限制，争取自由和大学自治。
为了避免这次影响奥运会的举办，当天下午6时许，政府出动了满载军警的坦克、装甲车包围了集会的人群，以带一只白手套为标识的“奥林匹克营”士兵开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火。结果造成三百多人死亡，另有数百人被打伤，一千多名学生被捕，从而酿成了“特拉特洛尔科”惨案。
奥运会在1968年10月12日如期举行，此时距离学生们在特拉特洛尔科被杀害仅仅过去了十天。奥林匹克火炬在首都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被点燃，当时这一场景是这样被描述的：
在体育馆外驻扎的军队和坦克泰然自若，因为它们不在电视摄像的范围内。没有国际抗议者，没有代表团退出，而且一些国家、尤其是苏联，还称赞墨西哥政府处理危机得力。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墨西哥革命之后整个国家最可怕的杀戮事件——在国际媒体中只不过是一条飞速略过的新闻，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份里又一个社会恐慌事件罢了。在这一天，国际社会更有可能会记得196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美国黑人运动员的抗议。（Bilello1997，784）
外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批评或正义要求。美国不仅完全没有谴责墨西哥政府的行为，中情局在那段时间反而更加积极地与墨西哥政府合作，为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提供日常情报，比如墨西哥左翼分子和古巴、苏联之间的关系（见AguayoQuezada1998，94）。在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发生之后，证据确凿的是当时墨西哥城的大使馆清楚地告知了华盛顿大屠杀罪行的每个细节，但是美国发言人仍然对此次共谋保持了无情的沉默，声称这场杀戮“绝对是墨西哥内政”。
1968年的不同于以往的，它不再是大学改革运动。学生们对政府的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广泛地批评，所提要求包括了墨西哥政治的民主化、增强政治制度适应力和参与性、纠正社会和经济中的不公正、消除就业机会和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等诸多要求，是对墨西哥国家精英控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及其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挑战。
这场运动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党派”对政府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它“从根本上震撼了现存制度”，虽然并不意味着现存制度的完结，“却在国家大厦之上打开了一个难以弥合的裂隙”。
对墨西哥而言，特拉特洛尔科最重要的意义是大家公认在1968年10月2日之后，墨西哥的一切都改变了。墨西哥的经济确实在表面上持续了二战后的蓬勃发展，即使在七十年代大多数时间都有接近6%的年增长率。其结果是——也许不是全部——许多墨西哥人都怀揣希望，认为他们的孩子能比自己拥有更繁荣的物质条件。
然而，1968年之后，政权、政府和革命制度党的合法性，以及人们对于墨西哥革命承诺的信心，通通彻底地被粉碎了。即使在今天，无论非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在71年间第一次当选总统给人们带来了多少期待和兴奋，无论人们如何讨论墨西哥又要“再一次”变得民主了，1968年学生被屠杀的历史还是部分地造成了某种犬儒主义和怀疑论，而这一氛围将始终萦绕在政治文化的周围。
紧随1968年，墨西哥见证并参与了社会运动的巨大浪潮。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各种运动遍地开花：在城市里是大众城市运动；在乡下，农民为土地奋斗，并偶尔尝试游击战的组织动员方式；在墨西哥社会的每一个社会角落，女性运动、同性运动、绿色环保运动迅速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占据近千万人口的墨西哥土著民族也站起来为争取正义、自由、自主和民主而奋斗。
除了社会运动和革命浪潮，影片《罗马》中更深层次的背景是墨西哥错综复杂的阶级与种族对立。
在当时的墨西哥，以白人为代表的精英阶级与以印第安土著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之间存在剧烈的矛盾冲突。
精英阶级通过政府和军队获取了土地、农庄等产业，可以自由的驱车旅行、打猎；而印第安裔则被强征土地，沦为被雇佣者，在物质生活上不得不依赖于精英阶级。
《罗马》中，中产白人女性与印第安裔女佣之间，因同被抛弃而产生跨越阶级与种族的女性情谊
大约在 2.1万年前就有人类来到了墨西哥，公元前3500年左右，一些原始部族就在墨西哥谷地从事农业了。这里是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的摇篮，先后有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萨波特克、托尔特克、阿兹特克等辉煌的文明诞生在这里。
西班牙人到来之后，不仅与当地人混血，而且将母国的文化移植到墨西哥，经过与当地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之后，产生出了一种新的墨西哥文化。殖民地时期，墨西哥是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所在地，殖民者在政治上发展了一整套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主义官僚体制，在经济上发展了银矿开采业（北方）和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同时天主教在教育和人们的思想文化方面居于统治地位，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成为后来墨西哥现代化所要克服的障碍。
到殖民地末期的1814年，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居民人数大约为 6122000人，占西班牙海外帝国全部人口的1/3以上，墨西哥城成为西半球最大的城市，1811年有168811人。从种族构成来看，当时新西班牙的人口中，白人占 18%，混血种人占 22%，印第安人占 60%。在白人当中，在美洲当地出生的“克里奥尔人”占 17.8%，而在欧洲出生的“半岛人”仅占 0.2%，大约有1.5万人，其中军人为7500人，文官和商人共6000人，教士1500名。
正是这些从欧洲来的上层人物控制着新西班牙的政府、军队、教会、大部分对外贸易和国内的酿酒、纺织业等。从独立战争（1810-1821年）开始，墨西哥在时断时续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遭受了60多年的痛苦。
从内部看，尽管独立推翻了殖民地旧政权，但仅仅是土生白人取代了“半岛人”的统治，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破坏，大庄园主、教会、地方考迪罗和卡西克仍是墨西哥社会的主宰。
《罗马》中，圣诞节之夜突发森林大火，墨西哥土著裔们匆忙救火，白人们觥筹交错把酒言欢。两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形成强烈对比。